自盧米埃兄弟拍攝街頭與工廠生活之後，電影便以其逼真的影像能力，成 為人類記錄與再現「真實」的重要工具。早期電影工作者源於市場（如佛 萊赫提的蒐奇影片）或應用實驗（如人類學影片）的需要，開發出形質類 異的紀錄片；在凡有創作，必有理論的電影界，紀錄片理論自然也應運而 生，逐漸形成。

檢視近百年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紀錄片理論的演變，基本上是由對「 真實」（reality）的崇仰與追求，漸漸轉而懷疑電影再現「真實」的能力 。早期紀錄片理論，可以佛萊赫提（Robert. Flaherty）為基礎，佛氏提出 所謂紀錄片，乃是「對『真實』的藝術性處理」，足見「真實」是存在 的，且為紀錄處理的對象。而許多電影理論者以「非虛構電影」（ non-fiction film）一詞描述紀錄片，也意味著電影再現真實，非虛構化 的可能性。

這種對「真實」的崇仰態度長久未變，如果有爭議或存疑，多半也圍繞在 再現「真實」的技術問題而已。

波登（Julianne Burton）舉出紀錄片再現真實的四種模式（亦可含糊視為 四個依序的階段，雖然其中不免交疊），即：解釋（expository）、觀察 （observational）、互動（interactive）、反身自省（reflexive）。 （見「The Social Documentary In Latin America」）

＊四種真實的再現方式

解釋形式的紀錄片旨在呈現作者所知之事實現象，其再現的技術，在語言 聲音方面，常用全知觀點（omniscience ），以神諭般或詩化的旁白，解說 因果脈絡，並時下論斷；在影像方面，則多用高角度遠景鏡頭，關照全局 ，並隨意嵌入中景特寫，主觀強調事件之情感或細節。常見於早期紀錄片 工作者，如葛里爾森（John Grierson）、佛萊赫提。

解釋型的再現方式，無疑犯了過度主觀的弊病。作者對「真實」妄加說三 道四，使其「真實度」減低。同時，敘述者的意識立場與道德（特別當此 類作者多為帝國主義白人男性）也備受質疑。因此，觀察形式的紀錄片便 針對此點努力修正。其再現的技術，在語言聲音方面，避免引用旁白，改 以事件主角之主述，以及大量現場原音代之；在影像方面，跟拍技巧佐以 超高剪接比（editing ratio）取代了事前分鏡，同時，輕便的攝影與燈光裝 備、高感度快速曝光影片、極簡的攝製隊伍，也用來強化拍攝時的靈活性 。拜戰後攝製技術快速發展之賜，觀察式紀錄片迅即蓬勃，主要流派如美 國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 ）之懷斯曼（Fredrick Wiseman）。

然而，觀察紀錄片的再現技巧，依舊無法徹底解決主客觀的問題。無論敘 事或影像如何尊重、如何跟從被攝主體，作者的主觀觀點仍然在機位的安 排、剪輯點的選擇…等等環節一再出現。此類紀錄片所再現的「真實」， 顯然仍舊是作者的主觀真實。再者，觀察式紀錄片也一樣無法避免對「真 實」產生干擾。攝製人員的出現與工作的進行，是否影響、甚或改變「真 實」的發展？既不可知，也就無法免於道德的追訴。

在作者主觀無從消減的必然狀況下，互動式紀錄片索性直接認可主觀觀點 存在的合法性，藉以結束長久以來的弔詭辯論。互動紀錄片的再現技術， 在語言聲音方面，自由引用攝者與被攝者的敘述，兩種聲音交替出現或互 相辯證；在影像方面，作者經常出現在畫面內，直接討論事件，或與受攝 者交換意見；同時，攝製的方法與態度也常被提及，受攝者的想法，也可 能成為下一步攝製的方法。可以看出，互動式紀錄片逐漸發展後，不僅不 隱藏作者的主觀意識，反將之織入整個文本脈絡中，使再現事實之時，主 客體均能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

互動式紀錄片同時解決了觀察紀錄片的另一個難題，即出入時間的自由。 在主觀觀點被認可的前提下，事件前因的引述、過往相關影片的援用，其 他平行剪接與譬喻，也就變得合理自然。此一流派輾轉發展，當以法國之 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最著。

＊真實之三方觀照：攝者、被攝者、與觀者

互動式紀錄片運用狡猾但有效的方法，解決了長久以來的主客觀難題，但 對於觀看者的權力與位置問題，則仍然缺乏覺醒。觀眾仍然居於被動的觀 看位置，並且被誘導入一個由作者與受訪者共同構建的「真實」中，無從 自省其對此一「真實」的認知，而反身自省形式的紀錄片便旨在解決此一 問題。

反身自省紀錄片重視攝者、被攝者、與觀者三者間之關係位置，尤其注意 觀眾是否具備自主之觀影意識。為免觀眾陷入作品的敘事邏輯中，以致過 於忘情，反身自省紀錄片常藉助疏離技巧，一再提醒觀眾電影的虛構本質 ，以喚回觀眾對所述事件之自主思省能力。其再現策略繁複多樣，以此類 先驅維多夫（Dziga Vertov）為例，乃反覆運用聲音或影像，自我暴露作品 的攝製過程（類似有系統的穿幫手法，也頗似羅蘭巴特所謂「刻意呈現歷 史的『製造過程』」──見「歷史話語」），藉以提醒觀眾，影片呈現之 事件，實係人為紀錄，並從而冀望觀眾能以自覺的態度探索事件的「真實 」面，而非一昧地接受作品呈現的「真實」。

除了自我暴露、自我呈現的再現技巧外，正反議題的充分展現、意識政治 的不斷提醒……，也有助喚醒觀眾自覺。尼寇斯（Bill Nichols）舉出幾種 反身自省的策略（見「Representing Reality」）：（一）極度風格化或反風 格化，以攪亂閱讀紀錄片的傳統語境（二）改變或挑釁紀錄片的再現組碼 （code），以解構紀錄片傳統，提升觀眾自覺（三）呈現互動的主觀，促 使觀眾瞭解主觀意見如何建構、如何顯現（四）反諷、戲倣、嘲謔，以激 怒觀眾，促成自覺。

紀錄片工作者從單純盲目的樂觀，轉成憂愁多慮，顯然是漸漸理解了再現 「真實」的難度。而這樣的難度在解構主義的盛行下，便更令無所適從。 當再現「真實」的可能性、乃至於「真實」本身是否存在，都遭質疑時， 攝製紀錄片的道德基礎也就存疑。真實、歷史、迷思、敘事、反敘事在彼 此原本清晰的軸線位置上逐漸挪移；既然事已無所謂真偽，紀錄片是否再 現了「真實」，也就不再重要了。紀錄片的政治圖舉、道德認同、詮釋力 量……，恐怕才是未來的關注焦點。

(200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