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幾位紀錄片工作者聊天，大家談到紀錄片拍攝所不能避免的保護當事人 與追求真相之間的兩難問題，你究竟要追根究柢到什麼地步？或者為當事 人隱晦到什麼地步呢？

日本導演原一男的《怒祭戰友魂》的主角是個二次大戰的退伍軍人，他走 訪當年共事的幾個軍官，用脅迫的方式逼使對方承認在戰爭末期曾經吃人 肉維生的恐怖往事。影片確實震撼力十足，不過那些軍官的家人必然因為 此片而飽受外人異樣的眼光……這樣的紀錄片有沒有道德上的問題呢？

楊力州的《打火兄弟》生動地記錄了幾個消防隊員的生活，然而他們的長 官對其言行卻不以為然，這對受訪者而言必然是很大的壓力；溫秀熒拍了 一部談社區運動與中輟生的影片，一位當事人便認為受訪的中輟生即使臉 部打了馬賽克，仍可以被街坊認出，沒有善盡保護當事人的責任……

類似這樣的爭議，是紀錄片工作者永遠不能逃避的，恐怕我們要考慮的是 ：到底為什麼要拍紀錄片？同樣的訊息可否用其他的方式傳遞？

曾看過一部描述家庭暴力的美國動畫片，導演說她原本想拍紀錄片，但她 認為自己實在沒把握能呈現事實又能保護當事人，最後她決定放棄，改以 動畫表現。簡偉斯拍過一部以雛妓為題材的《小珍的故事》，同樣是用實 際案例為基礎，但以虛構故事拍攝；邱禹鳳的《時光》是以砂畫和剪影畫 交織而成的動畫，來呈現慰安婦的議題，短短十分鐘的影片，卻是力道十 足。

隨手拈來的幾個例子，或許可以給不斷為紀錄片拍片道德問題所苦的創作 者另一個思考角度。

（原載於2001/10/22聯合報）

(20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