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壇話題】
反公投太沈重 環評才是大問題
郝龍斌辭官效應
文/陳乃菁
保署前署長郝龍斌辭職前一句「民意不能凌駕專業,公投也不能推翻環評」的強硬態度,聽在許多環保團體耳裡卻不覺得「感動」,反而更加凸顯出,將現今仍出現許多漏洞的環評制度「神聖化」之可笑。
「環境影響評估」在一九九四年正式立法,成為台灣環境保護進步的象徵,重大的開發案終於可以攤開讓專業人士審查,減低過度建設對於環境所帶來的莫大衝擊。然而,進行了十年的環評制度,至今依然屢屢遭到民眾和環保運動團體質疑,抗爭事件也時有所聞,從核四公投議題到最近的坪林公投所引起的專業與民意之爭,到南投集集以公投方式反對設置焚化爐的環評結果,再度引爆環評審查無法獲得民眾認同的問題。
◆劉炯錫:環評過程 應多與民溝通 「郝龍斌的辭職風波讓問題模糊了焦點,無論有無立法,以公投表達民眾意見本來就是基本人權,要檢討的應該是環評審查過程,一直以來是否缺乏與民眾溝通的機制,而不是將『專業』作為幌子,玩弄數字和專業遊戲,而將公眾意見當作洪水猛獸一般,無法就事論事。」台東大學教師會理事長、前台東環境影響評估委員劉炯錫表示。
日前,包括看守台灣協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美濃環保聯盟、花蓮環保聯盟、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等環保團體,共同連署一份聲明,針對環評實際施行程序和結果提出強烈批判質疑:「郝龍斌所捍衛的環評真的有達到其保護環境的宗旨嗎?」、「我們的環評真的夠專業嗎?」
聯合聲明中指出,以今年初春的廢棄物政策高峰會為例,在桃竹苗分區會議上,當民眾起來質疑為何竹南焚化廠當初在做環評時,未考慮到一旁的溼地生態?回答的地方政府環保官員竟脫口而出:「因為環評當時還沒有溼地。」引起與會者譁然,凸顯環評專業的極度不足,也顯露出某些環評過程仍很少站在為民解憂、為環保服務的角度,缺乏正直謙卑的精神,也鮮少尊重民眾更為專業的意見。
◆環保團體:環評人員常是紙上談兵 環保團體沉重呼籲負有監督重責的環保署,未來更應對許多已通過環評的開發案重新審議,並且廣納民意,積極檢討翻修出更能為環境把關的環保法。
「從許多受到嚴重質疑卻能通過環評的開發案來看,部分地方政府的環評審查,無論在過程和委員遴選上,都出了很大的問題,例如負責作環評的環保局在縣政府底下,是否真能保持中立,不為與縣府相關的利益團體背書?或成為政策附庸?」「也曾有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專家,到下一屆環評委員遴選時,就被刻意排除在外。」因為對於環評制度感到失望,二○○二年,劉炯錫則辭去環境評估委員一職做為抗議。
「公投已是最溫和表達意見的方式。」長期關心台灣環保運動的台灣綠色和平組織會長林聖崇指出,從已經完成的環評案件看來,大多數都在第一階段的環評便「有條件通過」,真正進入第二階段環評的案件屈指可數,而環評的過程經常缺乏與地方民眾溝通,甚至發生過環評委員沒有親自到審查現場探勘,而憑著紙上談兵就讓環評通過的情況。「公聽會通常都是在環評都已經有結論後舉辦,只是通知民眾結果,徒具形式。」
◆林聖崇:公聽會僅是徒具形式 林聖崇表示,自己經常「雞婆」的參加各項地方環評委員會議,一次他凌晨就開著車,趕往嘉義梅山鄉太平村參加瑞豐水庫開發案在早上八點所召開的會議,到了現場,見不到任何環評委員會的出現,也沒有任何民眾參與,林聖崇要求翻看環評報告書,發現整個環評過程中只和兩個里長進行過短時間的溝通,「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很多人都不知道公聽會何時會召開。而環保團體也常被列為不受歡迎的對象,依照現行法律,環境評估委員會議也可以不必回應我的任何問題。」
「不要小看人民的智慧,現在知識如此發達流通,許多人都能透過網絡獲得專業知識,足以和專家學者或官員進行辯論,我們也急需要這樣的討論空間,深化公投的內涵。」林聖崇說,他期望環保署未來能提供一個「環評智庫」,由各界相關專業人士組成,免費為民眾提供環評相關法律和解決疑問的機制。「台灣已禁不起不專業的開發建設了。」
希望力促環評法進行修法程序的立法委員蘇治芬則指出,近來媒體在報導環評與公投問題時,經常把雲林縣林內焚化爐罷免或南投集集焚化爐公投,來說明「鄰避效應」和「環評問題」,甚至指出就算公投舉辦再多次,以現有的公投法來說都無法改變現實。
◆蘇治芬:公民投票可幫環評把關 「這些討論都過於窄化並忽視反焚化爐運動蘊含的社區意識與精神。」蘇治芬強調,許多台灣社區能保有自然生態與人類共存共榮,多數要歸功於居民意識的抬頭,凝聚出的社區營造共識。
蘇治芬指出,環境審查的效力,經常不及決策者政策決定的位階,也就是說,當決策者已經決定要開發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只不過是其執行程序中的一環。
蘇治芬認為,在環評層層把關的程序上,應該考慮的是如何補強其不足,而非將風險集中在專業層面,公民投票的行使是為了代議制的不足,而過去有太多開發案都是因為代議的考量不足,或者因為利益綁樁,也間接造成多數居民對於自身所處環境權益盡失。
蘇治芬表示,為了要避免此項不足,直接民主的行使應該被納入,以其最終承擔後果的主體角色,對開發行為進行最終的政治決定。
「不要讓專業霸權凌駕所有,造成另一種環境災難。」蘇治芬說。
( 2003.1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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