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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正名運動」與「一○二五公投大遊行」浩浩蕩蕩舉行之後，民進黨最常被問的問題是，一個已經掌握政權的執政黨，為何還要一再號召民眾上街頭「奪權」。這個問題的解答，除了類似李登輝解釋前者是為了凝聚台灣意識，後者是為了建立台灣的主體性之外，其實更大的原因，應該是民進黨為了奪回「街頭文化霸權」，才會樂此不疲。

原本，街頭才是民進黨的最大戰場。從一九八○年代以來，民進黨一直是乘著台灣日漸興起的新社會運動起家，當時除了它自己一再發起的政治改革運動，不斷的藉由街頭示威遊行，以挑戰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之外，新的勞工、農民、環保、消費者、婦女、原住民、學生等各種運動團體，也把當時的台灣街頭裝扮成色彩繽紛的「運動場」，讓原本被國民黨牢牢掌控的市民社會逐漸發生鬆懈的現象。這股民主化的潮流，也因為各種層出不窮的政治、社會運動中，在台灣社會產生向前擴展的新力量。

蔣經國體認到這股潮流的難以抵擋，而有「世界在變、潮流在變、國家也要變」的說法，在去世以前毅然的解除戒嚴，開放民眾赴中國探親，讓威權體制的封閉性留下一個很大的缺口。李登輝接掌政權以後，順勢調整國家結構，重建社會新秩序，而讓民主化的潮流，日漸在台灣社會結構落實生根。這種國家與社會力量重新連結的結果，使傳統的以軍政為主體控制台灣社會的極端力量，就此一去不復返。

阿扁在二○○○年執政以後，由於大環境的經濟不景氣，外加泛藍陣營復辟力量的強力杯葛，國家與社會形成兩股相互拉鋸的力量。舊勢力便挾著反改革的旗幟，衝擊民進黨向來所標舉的改革正當性，讓扁的政權岌岌可危。這股反教改、反民營化的勢力，配合著泛藍陣營，營造重回蔣經國統治時那個美好時代的氛圍，一時之間，似乎有凌駕於民進黨傳統標舉改革的呼聲，成為台灣社會的新主流價值。

在這種情境之下，來自民間社會的民進黨，頗有失去「美麗新世界」的窘境。畢竟，這股反撲勢力雖非完全以政黨力量為主軸，但「街頭的文化霸權」在遭到非政黨力量的侵蝕之後，卻有向在野政黨板塊移動的傾向。為了防止「街頭文化霸權」的陷落，阿扁適時打出公投牌、制憲牌，以更高度的政治議題，試圖凌駕於以社會、經濟議題為主軸的舊勢力的反撲，避免了街頭霸權快速向反對力量移動的可能性。

當然，阿扁所提出的公投牌與制憲牌，主要是激化兩個陣營的對立性，讓傳統以中間勢力為主體的社會力量，不再有模糊的空間，他們必須在藍綠兩大政黨陣營之間選邊站。阿扁得以藉此鞏固原有民進黨在街頭的勢力範圍，那些反撲的力量失去向其他社會團體擴散的機會，反撲的效應也就相對遞減。

這時，李登輝則採取以分進合擊的戰略，藉由「台灣正名運動」扮演街頭新領袖的角色，從而凝聚泛綠陣營在街頭的力量，奪回泛綠的「街頭文化霸權」，鞏固了改革的主流價值。扁李之間角色互換所產生的合流力量，讓台灣的民主化發展寫下新的一頁。

原本，在舊國民黨執政時期，統治集團是以政軍力量強力的對社會進行壟斷。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他們是以社會的力量，主導國家機器的控制權，對社會向來就具有很高的敏銳性。而壟斷，本來就缺少正義性，也缺乏與社會共構的意識型態。所以，民進黨能輕易的奪回街頭霸權，只是彰顯泛藍陣營在街頭意識的脆弱性。　

( 2003.11.12 )